新闻里又开始强调——完善司法惩戒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度，实质性开展惩戒工作。
这样的话，我都忘了听过几次。
记得周立波讲过一个段子：让我监督铁道部部长？我连铁道部的大门都进不去，我站在大门外，怎么监督？他做了什么，我怎么知道？
如今，周立波的人设虽然不如从前。但我想，这个段子，还是说得蛮好。
我写过一篇《“错案追责”何以无效 》。原本是看完电影“绣春刀”，兴致所至，写了写历史中真实的沈炼。
有意思的是，很多人在文章中不仅看到了历史中的沈炼，也看到了当下。这就是历史的作用吧。无论有意还是无意，文字一旦形成，就脱离了作者。受众会从历史中看到当下的影子。
明朝就设立了“错案责任追究制度”，可所谓“错案责任追究”，前提是要有个“错案”。没有“错案”，“追责”也就无从谈起。这就是为什么，满朝文武都知道是沈炼的案子是个错案，可直到明穆宗朱载坖继位之后才获平反。
办沈炼案的官员，查沈炼时就知道这是错案。但能不能指望办案人员去告诉领导——经审理查明，沈炼没问题。
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
按照领导的意思去办，未来会不会被“追责”，仅仅是一种可能性。然而，不按照领导的意思去办，被穿小鞋就是现时就要面对的必然性。
领导不认为是“错案”，案子就始终“不错”。“不错”自然“无责”。这样一分析，哪个办案人员会去考虑“追责”问题？
历朝历代，错案最少的是北宋。
注意，我说的是北宋。汉代以前，史料留存不充分，我们难以准确评估其司法状况。到了唐宋，书面文献明显增加。特别是北宋，出现了地方志这种文献形式（唐代只有官史和一些学者著作，找不到地方数据），从这些文献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北宋有一段非常明显的“异议相搅”的政治时期。
沈括在《梦溪续笔谈》中记载，宋太祖与宰相赵普有一次君臣对话。太祖问："天下何物最大?"赵普回答："道理最大"。
不论这段记载是真实史实，或是文人杜撰，但我们可以确认的是，北宋自太祖至宋英宗时期，政坛上下，确实那么一段有相对政治透明的公开讨论期。大到国策，小到个案，北宋一度将“异议相搅”落实为贯通公共决策全过程的言路、集议制度体系，且设计了完备详致的议事程序、礼仪规范。
此外，按照两宋的刑事制度，哪怕临刑之际，只要犯罪嫌疑人翻供喊冤，也得立即停刑，原法官无条件回避，另选法官或移交其他法院重审。
当然，每次我说北宋的司法制度，往往会有人拿出苏轼的乌台诗案来说事——你看北宋不是也玩文字狱。
但我提醒各位，苏轼乌台诗案发生在宋神宗朝的变法时期。
为了变法，宋神宗是第一个破坏“异议相搅”制度的北宋皇帝。我也写过一篇《王安石变法的死结》，王安石是出了名的“一言、强辩”，做事非常专擅，凡事必须按照王安石的想法来，不管别人的初衷是什么、理由是什么，只要不按王安石的想法做，王安石就不高兴，王安石就会想方设法疏远、排挤那些所谓的“办事不力”的人。反之，只要听话、能干，王安石就提拔。比如蔡京，王安石提拔的。蔡京的弟弟蔡汴，王安石不仅提拔他，还收作女婿。而蔡京、蔡汴都是人品极差的人。
单纯就文本而言，王安石变法好吗？非常好。例如青苗法就是国家低息贷款，让贫困的老百姓不必为了买种子而借高利贷。这么好的低息贷款政策，帮着老百姓减负，你能说王安石的初心不好吗？初心当然也非常好。
或者像黄仁宇那样，通过文本分析一下变法内容的经济学原理或财税原理，确实能分析出很多现代思维。但这并不新鲜。不要说王安石变法，看汉代桑弘羊的财税政策，同样能分析出现代经济的一些原理。
但是，抽象地从文本中去分析经济学原理，毫无意义。王安石变法的死结，甚至是历史上所有变法的命门。官僚体系有天然的媚权内驱性。即便变法者是君子，变法初衷很好，但在权力规则下，业绩摊牌就是必然发生的事情，最终就必然演变为对民间财富的掠夺。还是用青苗法举例，政策的初心，应该说非常好，帮老百姓低息贷款。但是，这种事一旦成为变法事项，官员们为了造业绩，获得上级赏识，必然不管你老百姓想不想贷款，全部大摊派。熙宁三年，老宰相韩琦对河北做了一圈调研，上书说：官府定下条规，乡户自一等以下都规定了借钱数量，三等以上户准许多借。
臣认为上等乡户与城镇有房地产的坊郭户，从来都是兼并之家，并无借钱的必要。官府规定要他们借钱一千，还一千三百，等于是官府放贷取息，与诏书所说‘不是官府要放青苗钱获利’的话不符。又诏书规定，放青苗钱不许强迫，可是不强迫上户必不愿贷，而下户贷了又无力偿还，势必出现借贷者与保人均赔的状况。以后无人愿做保人，下户也就无法再贷。臣以为陛下以节俭治天下，自会国用不乏，何必派兴利之臣四处奔走，搞得天下汹汹，人言籍籍呢？”
苏轼乌台诗案，这发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。
苏轼本人并不完全反对变法，甚至因为苏轼不完全反对变法，提出青苗法也有可取之处，导致司马光等旧党上台后，苏轼还是被打击。
对于苏轼这样一个并不完全反对变法的人，为什么会遭遇乌台诗案呢？本质就是宋神宗放弃了“异议相搅”制度，再也不想听任何不同声音。所以，苏轼仅仅是表达出对变法过程中的一些“大干快干”的担忧，就被新法派盯上，然后制造文字狱。并且，由于宋神宗已经不再接受“异议相搅”制度，宋神宗不喜欢听苏轼的不同声音，所以办案人员就肆无忌惮地要搞死苏轼。好在，王安石这个人，还是那句话，虽然破坏了北宋的民主程序，但王安石本心不坏，王安石帮苏轼说了些话，苏轼这才免死。
苏轼乌台诗案，恰恰证明了，没有一个公开、透明的议事程序，办案人员自然就是以领导意图为准，根本不会去考虑什么错案不错案，更不会考虑将来会不会被追责。开始想搞死苏轼，是领导一句话的事。后来没搞死苏轼，依然是领导一句话的事。司法程序，完全就是摆设。
自从宋神宗放弃了公开、透明的议事程序，北宋再没有恢复这项制度。到了南宋，即便出现了宋慈这样的法医学先驱，但南宋的错案依然比北宋多。根子还是在于，无论你的法医技术有多么发达，但拧不过领导意志。领导不关心案件结果，办案人员或许可以讲讲法医科学。一旦领导有了明确的指示，法医也只能靠边。
这就是问题的根子。
所以，千言万语一句话。没有公开、透明的议事程序，所谓错案责任追究就是无本之木。听着好听，根本没有落地空间。
真想遏制错案：
请马上恢复庭审直播。至少，被告人申请直播的一律直播。
请马上允许律师和媒体公开曝光案件。
请马上废除“立案审查”之后才能阅卷的人为障碍。
请马上设立申诉听证制度，所有申诉案件至少有一次公开听证，而不是申诉者将材料交给窗口，连主办人是谁都搞不清。
如果没有这些措施，所谓错案追责，无非镜中之月。
作者：金宏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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