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贤认为，“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”“德莫高于爱民，行莫贱于害民”。国家不应“以利为利”，政府不得“与民争利”。
国家不能以财货物资为最大利益，而要以仁义宽厚为根本利益。执政者不能因求财而与民争利，吃国家俸禄的人不得和老百姓去争夺利益。
政府和官员手中都握有权力，与手无寸铁的百姓争利，孰强孰弱立见高下。长此以往，弱肉强食、民不聊生，社会必然百弊丛生、积重难返。
与民争利，争到的是官僚权贵们分肥国家资源入私囊，失去的却是天下民心。
君不与民争利，是修齐治平之根本。
晏婴说：“其取财也，权有无，均贫富，不以养嗜欲。”贫富不均必然会引起人民的反抗，要缓和社会矛盾并促使统治阶级收敛自己的行为，必须是“有无相平、贫富相均”，特别是权贵阶层，求利要有度、有节制。
在晏婴看来，财富应该“正德以幅之”，统治者应该了解人民的疾苦，“知其贫富，勿使冻馁，则民亲矣”。人君如果“藏财而不用，凶也，昧财之失守，委而不以分人者，百姓必进而自分也”。
晏婴所谓之“均”并非“平均”，而是指“均平”，朱熹解释为“各得其分”，那就是“公正”，统治阶级对待老百姓应讲公平正义，不得过分剥削。
历史几番轮回，终归是人民在主导其走向，而非天子君臣。所以亚圣说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。”国君和社稷臣子都可以改立更换，只有老百姓是不可替代的。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”，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，根本稳固了，国家也就安宁了。
如若君临天下，视人民如草芥，夺民之业，与民争利，那么人民也便视君为仇寇，就会祸不旋踵了，要知道“水可载舟，亦可覆舟”。
“民贵君轻”的核心思想在于“不与民争利”而是“予民谋利”。在亚圣看来，君主和政府的最高使命是为人民谋福利，使人民过上安宁、幸福、美好的生活。君主和政府不应该利用自己的权力来剥削人民、压迫人民，而是应该尊重人民的利益，为人民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基本的社会保障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使社会更加和谐、稳定和繁荣发展。
“不与民争利”“予民谋利”便是“仁政”，是“民本”，是“天人合一”。同时，“民”作为一个集合的整体，由无数”小民”组成，每一个个体都是应当受到尊重，那就是要民主、平等、包容。
官不与民争业，是基本的执政理念。
亚圣先祖孟献子曰：“畜马乘，不察于鸡豚；伐冰之家，不畜牛羊。百乘之家，不畜聚敛之臣；与其有聚敛之臣，宁有盗臣。”此谓“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”。
“拒鱼”的公仪休也说，“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，受大者不得取小”。吃国家俸禄的人，不得和老百姓去争夺利益，已经得到大的利益的人不能再谋取小的利益，把社会资源都搜刮干净，要给百姓留有“余粮”。
汉儒董仲舒虽是**皇权的帮凶，篡改了儒家正统学说，但给君王的建议也是“德莫高于爱民，行莫贱于害民。”他说，“受禄之家，食禄而已，不与民争业，然后利可均布，而民可家足。此上天之理，而亦太古之道。”强调为官者乃至为官者的家人，不能求财，不得与民争利。
这样看来，自古华夏，“不与民争利”都是最基本的执政理念，实为“上天之理，而亦太古之道”。
《隋书》记载，因百官所需费用不足，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设置用以放债的**，“以息取给”。工部尚书苏孝慈认为官府与民众争利，“非兴化之道”，就“上表请罢之，请公卿以下给职田各有差”。
《资治通鉴》里也讲，武则天垂拱年间，管理皇家西苑的尚方监裴匪躬建议把吃不完的果蔬拿到市场上去卖，“以收其利”。时任宰相的苏良嗣断然叫停：“昔公仪相鲁，犹能拔葵去织，未闻万乘之主，鬻其果菜以与下人争利也。”
政府和官员手中都握有一定权力，与“手无寸铁”的百姓“争利”，孰强孰弱立见高下。长此以往，弱肉强食、民不聊生，社会必然百弊丛生、积重难返。更为可怕的是，官家“与民争利”开始往往是含蓄的，但逐渐就演变为公然的敲诈，甚至抢劫了。
《梵天庐丛录》载，太监打着“老佛爷”的旗号，到开封为宫廷征取过冬用炭，对县令说：“汝需备炭三十斤。”这事并不难，可随即提出苛刻条件：“每枝长须一尺五寸，圆一寸五分”“不可有节”“不可有裂纹”。县令面露难色时，太监就恫吓道：“万一老佛爷冻着，汝罪不小！”此时有人打圆场：“有银子便好商量。”结果被敲去一千多两白银。
执政厚生惠民，方可长治久安。
“天地之大，黎元为先。”司马迁在《货殖列传》中把治国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：“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诲之，其次整齐之，最下者与之争。”
为什么“与民争利”被视为下下策呢？
因为“政之所兴在顺民心，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”，人心是最大的政治。“若争小可，便失大道。”与民争利无异于竭泽而渔，是对民心民意最大的忤逆和伤害，争到的是官僚权贵们分肥国家资源入私囊，失去的却是天下民心。
“得众则得国，失众则失国”，舟水之喻，兴衰之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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